研究表明，本地区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情况亦已很严重。原因其一：通过患者调查表明，大多有临床症状患者在做细菌培养前已使用某种抗生素，而且使用不规范，并多在临床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给予细菌培养处理，导致耐药率高于其他地区。原因其二：目前认为耐药菌株产生是选择压力的结果，与广泛大量使用某些抗生素有关。尤其是儿童用药方面，由于喹诺酮类、四环类药物毒副作用较强不宜于儿童使用，使得β-内酰胺类药物和红霉素得到广泛应用。这种用药方案，可能是本文儿童组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噻肟耐药率（27.91％、41.86％、30.23％）明显高于成人组（5.38％、5.38％、5.38％），而左旋氧氟沙星耐药率（9.30％）又明显低于成人组（36.02％）的原因。原因其三：与本地区肺炎链球菌感染的流行情况有关。原因其四：样本偏少也可能是本研究中耐药率高的原因之一。 　　本文显示，随着肺炎链球菌耐药率的增加，其他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敏感性也随着降低，177株PSSP中头孢噻肟、阿莫西林耐药为0.56％、1.13％；32株PISP中，阿莫西林、头孢噻肟耐药率分别为34.38％、28.13％；22株PRSP对阿莫西林、头孢噻肟的耐药率较PSSP和PISP显著增高，为72.73％、59.09％（有统计学意义），但肺炎链球菌对其他β内酰胺类抗生素，包括对广谱头孢菌素敏感性的降低，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对青霉素的耐药程度。因此，对感染低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的患者头孢噻肟可为首选药物，对感染高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的患者需根据所检测的药敏结果而定。 　　本文肺炎链球菌对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分析，氯霉素耐药率最低为15.58％，对红霉素、四环素、复方磺胺甲噁唑都有较高的耐药率，红霉素耐药率最高为90.48％，高于国内其它地区，这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有关，其耐药机制主要以ermB介导的靶位改变为主，提示大环内酯类药物不宜用于治疗肺炎链球菌引起的感染。本研究中，肺炎链球菌有较高的多重耐药现象，PNSP对3种及以上抗菌药物耐药率较四年前的95.5％稍有下降，为84.42％，但PNSP与PSSP对三种及以上抗菌药物耐药率有显著性差异，说明肺炎链球菌在对青霉素耐药增加的同时对其他抗生素的敏感性也降低。对红霉素、四环素、复方磺胺甲噁唑同时耐药或包含这三种耐药的肺炎链球菌占57.89％（132/231）。本文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28.66％，虽然比四年前有所下降，但仍明显高于国外以及国内大多数地区的报道。未检测到耐万古霉素的肺炎链球菌。 　　本研究发现在所有MIC≤0.5的PSSP中PBP1A均未发现任何突变，而在MIC＞1时多数菌株出现多个不同位点的突变，如Thr574-(Asn)，Ser575-Thr、Gln576-Gly、(Phe)577-(Tyr)4个连续残基的置换的变异和Thr371-Ser的置换。已有研究表明序列这4个连续残基的置换的变异通过改变蛋白质表面极性和催化通道开口的拓扑结构彻底改变通道入口的特性，影响PBP1A对带负电荷的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初步识别，Thr371-Ser的置换可导致疏水核心以及仅2螺旋结构失去稳定性使PBP1A的活性改变，表明PBP1A的改变能导致对青霉素高水平的耐药。PBP2B基因的产生了耐药突变Thr445-Ala的替换，这个突变可产生低水平的青霉素耐药，但该变异是发展较高水平耐药性的先决条件，在本研究中发现在所有MIC＞1的菌株中均发现了这一突变，也证明了这一点。 　　青霉素的高耐株往往是PBP1A、PBP2B的同时变异。分析发现当MIC＞2的大多数肺炎链球菌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在PBP1A、PBP2B均发生了数目较多的突变。这些多位点突变导致了青霉素结合位点即青霉素结合蛋白(PBPs)结构发生了改变，从而降低了其与青霉素的亲和性，也就导致了对青霉素的耐药。 　　本研究检测的所有PRSP的PBP 1A、PBP2B、基因序列各自进行网上NCBI Blast，暂未发现本地区特有的(新的)突变。 　　本文显示，青岛地区肺炎链球菌耐药情况已很严峻，主要是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相当高，对四环素、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情况严重，提示临床在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基础上监测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情况，对耐青霉素的链球菌可根据耐药结果选用其他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万古霉素。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肺炎链球菌耐药性研究，为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可靠依据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研究表明，本地区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情况亦已很严重。原因其一：通过患者调查表明，大多有临床症状患者在做细菌培养前已使用某种抗生素，而且使用不规范，并多在临床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给予细菌培养处理，导致耐药率高于其他地区。原因其二：目前认为耐药菌株产生是选择压力的结果，与广泛大量使用某些抗生素有关。尤其是儿童用药方面，由于喹诺酮类、四环类药物毒副作用较强不宜于儿童使用，使得β-内酰胺类药物和红霉素得到广泛应用。这种用药方案，可能是本文儿童组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噻肟耐药率（27.91％、41.86％、30.23％）明显高于成人组（5.38％、5.38％、5.38％），而左旋氧氟沙星耐药率（9.30％）又明显低于成人组（36.02％）的原因。原因其三：与本地区肺炎链球菌感染的流行情况有关。原因其四：样本偏少也可能是本研究中耐药率高的原因之一。 　　本文显示，随着肺炎链球菌耐药率的增加，其他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敏感性也随着降低，177株PSSP中头孢噻肟、阿莫西林耐药为0.56％、1.13％；32株PISP中，阿莫西林、头孢噻肟耐药率分别为34.38％、28.13％；22株PRSP对阿莫西林、头孢噻肟的耐药率较PSSP和PISP显著增高，为72.73％、59.09％（有统计学意义），但肺炎链球菌对其他β内酰胺类抗生素，包括对广谱头孢菌素敏感性的降低，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对青霉素的耐药程度。因此，对感染低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的患者头孢噻肟可为首选药物，对感染高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的患者需根据所检测的药敏结果而定。 　　本文肺炎链球菌对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分析，氯霉素耐药率最低为15.58％，对红霉素、四环素、复方磺胺甲噁唑都有较高的耐药率，红霉素耐药率最高为90.48％，高于国内其它地区，这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有关，其耐药机制主要以ermB介导的靶位改变为主，提示大环内酯类药物不宜用于治疗肺炎链球菌引起的感染。本研究中，肺炎链球菌有较高的多重耐药现象，PNSP对3种及以上抗菌药物耐药率较四年前的95.5％稍有下降，为84.42％，但PNSP与PSSP对三种及以上抗菌药物耐药率有显著性差异，说明肺炎链球菌在对青霉素耐药增加的同时对其他抗生素的敏感性也降低。对红霉素、四环素、复方磺胺甲噁唑同时耐药或包含这三种耐药的肺炎链球菌占57.89％（132/231）。本文左氧氟沙星耐药率为28.66％，虽然比四年前有所下降，但仍明显高于国外以及国内大多数地区的报道。未检测到耐万古霉素的肺炎链球菌。 　　本研究发现在所有MIC≤0.5的PSSP中PBP1A均未发现任何突变，而在MIC＞1时多数菌株出现多个不同位点的突变，如Thr574-(Asn)，Ser575-Thr、Gln576-Gly、(Phe)577-(Tyr)4个连续残基的置换的变异和Thr371-Ser的置换。已有研究表明序列这4个连续残基的置换的变异通过改变蛋白质表面极性和催化通道开口的拓扑结构彻底改变通道入口的特性，影响PBP1A对带负电荷的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初步识别，Thr371-Ser的置换可导致疏水核心以及仅2螺旋结构失去稳定性使PBP1A的活性改变，表明PBP1A的改变能导致对青霉素高水平的耐药。PBP2B基因的产生了耐药突变Thr445-Ala的替换，这个突变可产生低水平的青霉素耐药，但该变异是发展较高水平耐药性的先决条件，在本研究中发现在所有MIC＞1的菌株中均发现了这一突变，也证明了这一点。 　　青霉素的高耐株往往是PBP1A、PBP2B的同时变异。分析发现当MIC＞2的大多数肺炎链球菌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在PBP1A、PBP2B均发生了数目较多的突变。这些多位点突变导致了青霉素结合位点即青霉素结合蛋白(PBPs)结构发生了改变，从而降低了其与青霉素的亲和性，也就导致了对青霉素的耐药。 　　本研究检测的所有PRSP的PBP 1A、PBP2B、基因序列各自进行网上NCBI Blast，暂未发现本地区特有的(新的)突变。 　　本文显示，青岛地区肺炎链球菌耐药情况已很严峻，主要是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相当高，对四环素、红霉素、克林霉素的耐药情况严重，提示临床在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基础上监测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情况，对耐青霉素的链球菌可根据耐药结果选用其他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万古霉素。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肺炎链球菌耐药性研究，为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可靠依据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